放大自贸试验区溢出效应

  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案》，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落地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有望得到进一步发挥。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探索外贸发展新模式、新途径的“改革试验田”，是促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培育新兴起的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助推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强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作为党中央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有助于推动外贸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

  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持续稳定外贸水平、扩大协同发展网络、建设外贸制度成果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从2013年9月份在上海设立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到2023年11月设立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以22个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起海陆联动、东西互济、内外协调的“阶梯式”开放格局。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占五分之一的外商投资和进出口总额，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在稳外贸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多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的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制度创新取得突破式进展。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统筹集成、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破解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形成外商投资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证照分离”改革、自由贸易账户创设等许多标志性的制度创新成果，为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了“自贸方案”。通过充分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国内外企业，创新红利惠及全世界。

  不过，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目前仍面临一些明显问题和挑战。例如，机制框架已基本成型，但创新后劲不足，面临瓶颈。部分机制创新仅停留在局部领域，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难以全面激发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的潜在能力。又如，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外联动效应不明显，未能充分的发挥协同效应。

  对此，应在系统梳理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明白准确地提出下一步自由贸易试验区亟需的原创性机制设计，集中力量展开新一轮创新试验。瞄准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围绕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有企业改革、劳动者权益保护、金融业开放等重点领域，开展各类贸易规则的改革探索，加快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制度体系。

  根据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资源禀赋扩大改革自主权，深入对接国家战略，通过差异化探索形成良性发展格局。东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加速集聚优质要素资源，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积极进行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发挥制度创新“头雁”效应。中西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借力内陆腹地畅通的对外开放通道，找准优势，积极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

  进一步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联动效应和协同作用。依据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部与各区之间的资源动态调整机制。因地制宜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协同作用，兼顾改革任务的多样性和开放水平的差异性，培育“多点支撑、多极发力”的双循环节点枢纽格局。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各项政策能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持续放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溢出效应。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